1986年初，北京，总政治部在整理李特生平材料时发现责任表述问题。李先念审阅后停下指出：“安西战役的责任，不应归于李特，而主要是我作出的决策。”这番话不仅是对文字的更正，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李特在红四方面军时期曾存在争议，不同看法长久以来围绕着他的功过。若将责任归于他，似乎能为材料提供一个较为简单的解释，但李先念并不这样认为。

他明确意识到，如果历史材料错误地记录责任，后人便可能将这些错误视为真理。李特早已牺牲，不可能为自己辩护，不能因为他年轻时的问题将所有失误推给他。安西战役发生于西路军最艰难的时刻，部队在经历了一系列战斗和转移后，状况极为不佳，伤亡严重，物资短缺。

经过石窝会议后，西路军进行重新布局，李先念负责军事事务，而李特作为参谋随队行动。这支队伍缺乏休整，经过艰苦行军后，剩余人数已经不足九百，体力透支。在与中央的联络不断中，他们接到命令向星星峡方向前进，但实际困难在于如何通过敌军控制区。 球友会

在此关键时刻，安西县得知西路军进入，守军力量薄弱，县长与西路军接洽以寻求和平。如果不攻城，可以提供物资。负责此接洽的李特得知县城守备薄弱的信息，并向李先念报告。了解到城内折衷兵力的情况后，一些人提议是否可以攻城。在敌我力量对比和部队困境前，攻城方案逐渐被采纳，企图趁机获取粮食和补给。

李先念在后来的回忆中明确表示，他对此决定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县长的求和并非只是示弱，他随即向马家军请求增援。增援骑兵迅速到达，战斗后守备的所料外变得坚固，导致西路军遭遇重创，只能突围。此役损失惨重，行军变得更为危险。

李先念认为，将安西失利简单归咎于李特是不合理的。李特虽参与信息传递，但并非最终决策者。责任与情报的失误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因个人争议而随意转移责任。尽管李特有过问题，但对于安西的决定需如实反映。 球友会

西路军余部最终继续向新疆转移，李特在1938年初遇害，历史背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他未能看到完整的历史问题核查，个人命运因此留下争议。1996年，总政治部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相关历史资料也将其列为高级指挥员，最终维护了李先念坚守的原则：责任必须归属于作出决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