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在上海天蟾舞台上，陈毅面对仍在上海的国民政府干部，并未表现出胜利者的姿态，而是首先关注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在上海解放后，这些旧政府人员将面临怎样的处理。当时尽管战事已经告一段落，上海的局势却仍然不稳定，金融、交通、警务以及工商业等各个领域亟需恢复运作。留在城市中的国民党官员数量庞大，仅原警察系统就有约1.65万人，这不仅是新政权的人力资源，也是安全挑战。

陈毅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不要担心共产党会追究你们的责任。”并指出，愿意悔改并为人民服务的人不会被简单推开，更不会以暴制暴。他的直白发言目的是要让处于观望状态的人们稳定心态，避免因恐惧而逃散，也不希望因焦虑而扰乱城市秩序。此番讲话并非单纯的安抚，解放军接管后迅速开展了对原国民政府人员的登记、审查和分类。

工作人员中，有些人希望留下工作，有些人对新政权持抵触态度，还有些确实参与过对群众的迫害或破坏工作。陈毅决定将政治态度与具体行动分开处理，愿意接受改造、具备能力的人可继续任职，思想顽固但没有严重罪行的人则送入学习班，而真正参与特务活动的则依法惩处。政策传播后，甚至一些逃离的旧警察也纷纷返回报到，他们意识到新政权并未将“旧身份”视为死罪，关键在于个人表现。 球友会

然而，宽容并不等同于放任。李士英在担任公安局局长后发现，仅靠初步登记无法满足需求，于是组织进一步筛查，最终确定约400名重点对象为思想顽固或不可靠分子。部下将名单递交给陈毅，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400多人，要杀多少？”这一问题表达了当时的迫切情况：上海刚解放，敌特活动未停，社会上出现抢劫、造谣等情况，若处置过轻可能埋下隐患，处决则可能逼迫可争取的人站队。

陈毅并未批准大规模的处决，而是要求继续查清个人罪行，区分反对新政权的思想与实际存在的犯罪行为。最后，仅有50多人因严重罪行而被判处死刑，而这并非他们以国民党身份所致，而是因为其行为确实对人民构成威胁。其他人员则未被简单释放，而是给予路费返回原籍，避免将顽固者强行留在重要岗位，防止一般性的政治抵制演变为血腥清洗。

这一处理方式传到北京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尤其是在人员数量庞大、每个决策都有可能影响全城的情况下，毛泽东明确要求：“能用则用，能转则转，尽量少作处决，保卫好新上海。”经过审查，约85%的国民党警察被留下，超过14,000人继续服务于新政权。这就是文章标题中的“一点四万国民党干部”。 球友会

保留并不意味着一切照旧。公安机关对他们进行了重新编组，并进行政治教育与纪律训练，关键岗位则由人民解放军和可靠人员掌握。旧警察对街区和治安事务的熟悉，为新政权的组织和监督提供了有力支持，确保了上海在权力更迭后仍能保持秩序。赵祖康回忆，当陈毅抵达上海时曾对旧政府人员表示：“我们是可以合作得很好的。”这为愿意接受新安排的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使得上海的接管过程留下的历史记忆与单纯清算有着明显不同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