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生活了八年，我深刻认识到，除非是出于生理上的需求，否则与朝鲜女孩接触是非常不明智的。在平壤的一家百货商店，金英姬把一盒春香牌的化妆品放回货架，她的冻疮在包装纸上划过，发出细碎的声响。她微笑着转过身，露出两颗虎牙，吐出的白气扑面而来。那是2016年11月，外面温度低至零下十九度，商店里没有暖气，她穿着单薄的灰色工装，袖口已经磨破。她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有六张皱巴巴的人民币，共计七百元。她强塞给我，手指冻得像胡萝卜一样。“金同志，上个月借你的三百块，先还这些。”我把钱推回去，建议她先去买冻疮膏。她摇摇头，把布包叠好放回口袋，称冻疮膏太贵，一支四十五元，够她买二十斤玉米面。这是我和金英姬相识的第三年，我在平壤做建材生意，住在万景台区的老楼里，她在楼下的便利店工作，月薪折合人民币不到两百块。

那天，我在商店购物时忘记带钱包，金英姬替我垫付了三百元，还没有要求我写欠条。后来我请她吃了一顿饭，花了两百八，她看着石锅拌饭里的鸡蛋发呆，告诉我上一次吃鸡蛋是三个月前，她弟弟生日时，家里四口人只分了一个蛋。尽管我给她夹肉，她却用筷子挡开，坚决说自己不饿，然而她的肚子发出的咕咕声却比她的话音还响。我假装去洗手间，偷偷让服务员再加一份烤肉，推到她面前。她看了一会儿，忽然站起身拿上外套朝外走。我在餐厅门口追上她，她背对着我，肩膀在颤抖。“金同志，你这是……” “以后别这样了。”她没有转身，“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但你越好，我越是还不起。”然后她消失在夜色中，灰色工装在路灯下晃了两下就不见了。那顿饭的消费相当于她两个月的工资。

2018年春天，金英姬的弟弟金英哲来找我，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坐在我家里，神态严肃。“同志，我姐说你是好人。”我给他倒了杯热水，但他没有喝，呆呆地盯着搪瓷杯。 “我姐今年二十七了，在朝鲜这个年纪应该结婚，但她拒绝了组织介绍的三个对象。”我没有说话，吸了一口烟。金英哲终于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吗？” “她说如果嫁人，工资就得养家，没法还你钱。”我想起金英姬为我洗衣服、做饭的点点滴滴，她从未向我索要过任何钱，每次我塞钱给她，她总是称“先欠着”。我攒了八万块准备年底带她回国，手续已经在办，眼看就要办理成功。 球友会

有一天，我买了食材打算去找她，然而小卖部门口停着一辆军用吉普，两个制服男正在询问金英姬。“金英姬同志，组织上发现你与外国人有不当经济往来。你弟弟的入党申请已被搁置，你父母的口粮将减少。”听到这些，我躲在拐角处。吉普车离开后我走进小卖部，看到她正忙着擦柜台，虽然她脸上没流泪，但眼眶已经红了。她问我：“你都听到了吗？”我点头，心中百感交集。“走吧，别来了。”她在整理抹布说，“那八万块……”“你留着，用来娶媳妇吧。”她的声音低而坚定。

三天后，我将那八万块换成朝鲜元，放在小卖部门口。第二天，钱和塑料袋原封不动回到了我门口，上面压着一块石头，底下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留着娶媳妇。”那年秋天，我离开了平壤，临走前到小卖部买烟，得知金英姬调离了岗位，去往了其他单位。看着货架上落了一层灰的春香牌化妆品，我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在回国的火车上，面对手机中的照片，我忍不住删掉了她的影像。就在删到第三张时，我的手颤抖得再也按不下去。旁边的一位商人递给我一瓶水，问我怎么了，我摆摆手，最终删掉了最后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中，她在小卖部门口扫雪，围巾覆盖住她的脸，只露出两只眼睛，笑得像弯月。

2021年冬天，我在丹东与一个朝鲜海鲜的中间人合作，酒桌上他提起了万景台区的一位女售货员，因与中国人的恋情被下放到农场，后来才回到百货商店。“那个女的姓金，叫金英姬。”听到这个名字，我的心猛地一紧。“她现在怎么样？”我几乎是低声问。老朴看我一眼，给我满上酒杯，“还能怎么样，活着呗。上个月我在百货商店见过她，瘦得厉害，变得很苍老。”我听完这句话，手里的酒杯在桌上碰破了一个角。 球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