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上半年，中国进口来源国的排行榜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德国从第二位直降到第九位，不再是对华重要供应国之一。这并非简单的波动，而是买方用实际采购行为做出的选择——大量订单被转移到了欧盟的其他国家。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从欧盟的进口总体增长显著，增幅约为26.3%。其中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分别录得近两成、近两成和逾一成的增长，希腊、西班牙、匈牙利等国也都出现两位数增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对华出口则出现了明显下滑，上半年降幅超过12%。在同一大市场内，别国订单激增而德国份额萎缩，很难说这不是有意的市场再分配。

这一变化与德国新任总理默茨的对华政策密不可分。今年2月底，默茨率团访华，带去了近30家大企业并签署多项商业协议，但随后他在公开场合接连发出强硬言论：指责人民币被低估、与法国领导人商讨联手施压中国解决贸易不平衡，并推动欧盟设定对华贸易红线，甚至以贸易制裁作为威胁。表面上是“合作”，实际却不断强调对抗与施压。 球友会

中国方面的反应并不以言辞回击，而是用采购和产业合作的调整来回应：把原本可能流向德国的订单和重大采购，优先分配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匈牙利等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曾承诺采购多达120架空客飞机——空客总部在法国图卢兹，这类大单更多流向了法国。这类实质性动作比口头争执更能改变商业格局，也更能影响各国的利益衡量。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德国自身的产业与竞争力问题。2025年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已从2024年的约670亿欧元上升到约890亿欧元，结构性矛盾凸显：并非中国不让德国卖货，而是德国在许多关键领域已无法提供中国真正需要的产品。中国本土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产业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反向进入欧洲市场；比亚迪、蔚来、理想等品牌在中国市场抢占了宝马、奔驰等传统对手的份额，宁德时代在图林根的电池厂也成为供货来源之一。这反映的是产业能力与竞争格局的转变，而非纯粹的政治因素。

德国制造业的“内伤”也不容忽视。俄乌冲突后随之而来的能源供应调整，使德国工业能源成本一度高于邻国，许多历史悠久的工厂将产线迁往成本更低的地区。大型企业在海外投资扩产，部分德国本土工厂关闭或产能大幅减少，钢铁、化工等传统行业连年承压。与此同时，默茨在能源和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保持紧密一致，既未能扭转产业结构性问题，又在对外策略上减少了灵活性，导致德国商品在中国市场既难以与本土品牌竞争，也比不过来自意大利、匈牙利等国的低成本竞争者。 球友会

在政策工具上，德国政府被曝在评估对关键矿产的依赖度，试图寻找所谓“筹码”。但一方面声称要限制对方，另一方面又与对方保持大量经贸往来，这种矛盾使得策略效果有限。中国也通过调整出口管制清单等手段回应外部环境变化，表明其在产业与贸易政策上的主动性。

综上所述，默茨寄望通过联欧施压来重塑对华关系和贸易平衡，但他既无法在欧盟内部形成统一战线，也难以解决德国自身在产业和成本上的短板。与其喊话和表态，不如回头治好本国产业病才更有助于恢复竞争力；而在现实中，中国通过更为务实的采购与合作选择，已将德国在华的份额实打实地分流出去。